3月23日，“烈日下的行走——艾敬艺术展2026”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启幕。1992年，在艾敬的首张个人专辑《我的1997》中，深圳作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“桥头堡”，是跨越地理与情感阻隔的象征。之后，艾敬超越音乐人身份，在当代艺术领域深耕多年，她怀揣艺术之梦的一路“行走”，也与深圳这座城市的奋斗轨迹形成微妙共振。
同期，“烟火指数·成都双年展”正在举行，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51位艺术家的328件作品，不仅占据成都市美术馆，更散落进公园草坪、湖畔、商业街区，渗透到成都的街巷与社区，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引擎。
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何桂彦，既是艾敬个展的策展人，也是成都双年展“日常奇境”版块的策展人。两场展览，一个是艺术家的向内探索，从童年记忆与家乡经验出发，带观众回望时代记忆深处；另一个是大型艺术节庆，当代艺术下沉到市民生活的现场，艺术与成都的烟火气、人文肌理深度互动。两座同样蓬勃的城市，两场规模迥异的展览，折射出何桂彦多年来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。
“艺术必须要跟城市对话，跟现实对话，跟时代对话。”何桂彦告诉第一财经记者，艺术创作和展览，不能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叙事，而要与生活于此的公众建立起真实的关联。无论是艺术家的个案，还是多元的艺术探索，他认为，目标都是“要让公众走进美术馆”。
走出同质化的双年展
今年春节假期，“烟火指数·成都双年展”接待了14万人次观众。
作为后疫情时代规模最大、学术性最高的艺术双年展之一，2021年的成都双年展以“超融体”为主题强调打破边界，2023年探索如何深入城市肌理，2026年则旗帜鲜明地提出“烟火指数”，其演进脉络清晰地指向艺术的在地化。何桂彦从2021年起就参与了成都双年展的策展工作。
“2008年前后，中国已经有了数十个规模不等的双年展，到2015年，中国的双年展其实已经过剩。”何桂彦说，双年展的体制始于1895年的意大利威尼斯，当威尼斯双年展的模式延展到全世界，发展至今，已经显出一些疲态，有的双年展逐渐老去，也有的在迭代新生。在全球范围来看，双年展给城市文化生态带来崭新面貌，成为全球城市共通的文化符号。对中国来说，伴随城市更新的步伐，一场成功的双年展，可以塑造城市文化形象，提升民生幸福指数。
在何桂彦看来，中国当代艺术的30年，也是与双年展机制共生的30年。1990年代，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，也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正式登上世界舞台。新世纪伊始，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地相继创办双年展，掀起中国自主建设国际性展览平台的高潮，双年展成为城市彰显国际化与文化软实力的标配。但是，何桂彦也注意到，中国虽然有诸多双年展，但陷入同质化困境，且与所在城市文化脱节。很多双年展虽有国外艺术家参展，但很难看到真正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和重量级作品。双年展所许诺的全球化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想象。
当兴奋与喧嚣逐渐散去，双年展，乃至更广义的当代艺术，对于一座城市、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何桂彦认为，好的双年展，不仅是简单陈列一些具有本地符号的作品，而是将策展理念与城市气质进行深度融合。成都双年展的路径，或许提供了一种思路。
在成都，14岁至45岁的人口近千万，可谓“半城皆青年”。在全球普遍面临老龄化的背景下，成都拥有一种年轻、活跃的未来感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人口维度上，成都呈现的亮眼数据，构成了策展人对这座城市理性认知的重要支撑。以2023成都双年展为例，在127天展期内，联动24个遍布全城的平行展，吸引96万人次参观。观众中，18至39岁青年占比61.4%，女性观众占比达66%。今年成都双年展的主题“烟火指数”，不是一个生造的学术概念，而是来自于对一座城市生活脉搏的把握。
1976年生于四川的何桂彦，对脚下的土地有深切的情感与理解。他看到成都国际化、充满活力的一面，也看到成都保留巴蜀文化传统，休闲、慢节奏的一面。策展时，他希望作品能与这座城市、这里的文化和人产生直接对话。筹备期间，多位艺术家来到成都，力求让作品与现场产生超越视觉的深层对话。
比如艺术家陈粉丸的《日常蹦迪》，将与成都有关的文字、影像素材，拼接成一串串“灯笼”，以鲜艳而形态独特的拼贴装置展示成都的烟火气。摩洛哥艺术家穆尼尔·法特米的《天际线：成都》，以录像带为建筑材料，令人联想到成都的天际线轮廓以及城市活力。部分艺术作品离开了美术馆，直观地在广阔的公共空间呈现生命力。法国国宝级艺术家贝纳·维内巨大的弧形雕塑《无序的弧》被置于商业街区，隋建国的《合古塔》矗立一旁，与往来购物、散步的人群共享同一片时空。
当代艺术不再是神圣而疏离地存在于美术馆的“白盒子”内，而是变成城市客厅中的景观，重塑起大众与艺术之间的距离。艺术也就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是逛街时的不期而遇，是散步休闲的日常背景。因此，成都双年展以其烟火气与在地性，成为当今中国双年展中颇具代表性的存在。
当代艺术走向大众
何桂彦的身份很多元。他一边在学院任教，担任博士生导师，一边面向公众与社会，担任四川美院美术馆馆长。他的艺术思维与思考始终贴近现实。
几年前，何桂彦就在四川美术学院开办“川美讲堂”，每期讲座，他都围绕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。最多时，31.2万人次网友在线聆听他的公共艺术课。有网友留言：“以后再去看当代艺术展，心里不用那么慌了。”
拆除大众与艺术之间那堵隐形的墙，是何桂彦这些年在做的努力。
何桂彦坦言，2000年以来，中国艺术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，艺术区在不同城市兴起，艺术展览活跃，民营美术馆涌现，艺术资本化迎来“黄金十年”。也是那个时期，中国双年展雨后春笋般崛起，成功实现跟国际接轨。
他认为，当下的双年展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，“我们要去反思，它可能存在的同质化、创新性不够的问题，反思双年展的资金、制度，以及工作方式。”在他看来，上海、广州和成都的双年展学术定位鲜明，都是国内标杆性的存在。在艺术跟公众的连接度上，成都双年展更胜一筹。
这些年，民营美术馆迎来闭馆浪潮，也促使业内沉淀反思，对一座城市、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，美术馆到底能带来什么？
“民营美术馆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，内部开始重新洗牌。”他认为，美术馆是艺术知识生产的核心场域，是收藏和展示艺术的空间，有各自不同的学术定位，而美术馆的核心功能是承担起公共美育角色，“如果按照这个方向，美术馆之后会迎来下一波浪潮。”
作为策展人，他一直在思考，艺术如何为时代注入新的内涵。他更在意的是，当艺术融入公众，它所传递的现场感会直接触动人的感官与情绪。
何桂彦以艾敬的作品《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》为例，一条长16米、宽6米的巨型挂毯铺到展厅地面，每一块织物上都是“LOVE”的字样，堆积在织毛衣的人物塑像脚边。这件作品，出自艾敬的母亲和她的亲朋好友之手。母亲去世多年，她低头织毛衣的形象被艾敬凝固在作品里。观众能从作品中看到艾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，也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亲情、记忆与时间的珍视。这件作品在2023年就在成都双年展引发关注，在深圳展览现场，依然是艺术家最醒目的一件作品。艺术恰恰是从最为寻常的事物中，提炼出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，逐渐褪去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追随，度过了资本狂热下的高速发展期。当一切慢下来，人们开始反思，艺术如何在本土语境中生长。
艾敬“烈日下的行走”，是从个体出发，走向对人类普遍境况的关怀；成都双年展的“烟火指数”，则是依靠城市自身的特色与差异。两者都致力于打通公众与当代艺术的通道。
“长期以来，艺术都是学院教育的结果，基于精英意识。但事实上，艺术是需要交流的。今天的艺术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，我们越来越重视它的公共性、连接性，更哲学一点说，它还有交往理性在里面，包含着美育的能量和价值。”何桂彦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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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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